大众日报：文化自信 克服两种错误心理

　　文化自信是一个民族获得文化尊严的内在条件,它当然需要建立在坚实的历史积淀的基础之上,这首先包括经济和社会的真正进步和发展,但同样需要民族意识层面上的自觉和主体性姿态的确立。当今,中华民族正面临着自我复兴的伟大历史使命。完成这一使命,既需要文化自信作为必要的准备,也为文化自信提供最根本的历史前提。

　　毋庸讳言,当西方列强依靠坚船利炮打开国门时,中国文化遭遇到强烈的挫折感,产生了自卑心理

　　从某种意义上说,所谓文化自觉就是一个民族在文化上获得的自我意识,它是一个民族借助“他者”文化这一中介对本位文化的反思性把握。这种把握可区分为消极的和积极的两种形式,前者表现为文化自卑,后者则表现为文化自信。

　　近代以来,随着东西方两大文明的相遇,中华民族获得了文化自觉的历史机缘,找到了一面折射自我形象的镜子。因为文化自觉只有借助于一个外在的“他者”作为镜面来折射本位文化的自我形象才是可能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部中国近代史,既是一部中华民族不屈不挠地抵御外侮的艰苦卓绝的奋斗史,又是一部中华民族在文化上不断地进行自我反省和自我变革的发展史。但无可讳言,当西方列强依靠坚船利炮打开我们的国门时,中国文化所遭遇到的强烈挫折感,使我们的文化信心面临空前挑战,以至于出现了所谓“儒门淡泊,收拾不住”的局面。中国文化处于守势。以“打倒孔家店”为旗帜的激进的反传统取向,一时间成为主流文化意识。“西学东渐”的历史语境,迫使国人作出自己的选择。“西化派”、“国粹派”、“调和折中派”……不同的文化主张交相博弈,莫衷一是。毋庸讳言,中国做了西方的一百多年的学生,“走西方人的路”成为渗入国人深层观念中的先入为主的某种成见,甚至沦为一种文化上的准本能和集体无意识。它改变的不仅仅是个别判断,更是文化心理结构和价值偏好本身。这就从根本上注定了在西方文化面前的自卑心理。“全盘西化”的主张,不啻是这一文化心理的典型反映。特别是文化上的“自我殖民化”,更使国人失却文化自信心,自感“百事不如人”。

　　应该说,摆脱文化自卑,走向文化自信,乃是我们这个民族近两个世纪以来所面临的一个最紧迫的历史任务。特别是当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成为我们的自觉诉求时,文化自信就具有了格外特殊的重要性。东西方两大文明之间的碰撞和扬弃,其深层意味的显现本身就表征为一个相当漫长的历史过程。在历史的这种逐步展现中,文化自信必然获得日益深邃而丰富的内涵,获得愈加扎实的历史根基,获得越来越厚实的底气。

　　值得深思的是,中国文化近代以来的实际发展,既没有“全盘西化”,也没有全盘保存国粹;既不是“中体西用”,也不是什么“西体中用”;而是走了一条辩证扬弃的路子。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一方面使中国固有的本土文化注入了时代精神和现代因子;另一方面也使马克思主义融入了中国本土文化,使自身获得了民族形式和中国特色。就此而言,它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升华,又是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重构。这一及其深刻的文化变革,深刻地改变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轨迹,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历史形态。同时,它也昭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前景,已经并将继续建构中国文化形象和面目。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恰恰是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历史内涵之所在。

　　经济实力的空前增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对西方危机的对治作用,为文化自信提供了深厚基础

　　文化自信决不是一厢情愿式的、空洞的主观愿望,它是需要坚实的历史基础、丰厚的文化底蕴和恰当的历史机缘来支持的。那么,我们今天的文化自信又取决于哪些因素呢?我认为,至少有如下几个方面值得考虑:

　　第一,经济实力的空前增强,国际竞争力的极大提高,构成文化自信的坚实物质基础。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极大地提升了我们国家的国际地位和世界影响力。作为文化的物质承担者,经济实力为文化的传播提供了有利条件,因为文化硬实力是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前提。离开了硬件系统的支持,文化传播是难以维系的。中国文化符号和文化因子在国际上的影响力的日益扩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国力的坚强后盾。以语言为例,一种语言被异质文化所重视并发生兴趣,往往是伴随着这种语言所代表的文化的经济崛起。离开了经济后盾,语言的传播力、影响力就不可能持久。

　　第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对于西方危机的对治作用,进一步凸显了我们的文化优势。钱穆先生认为,“‘天人合一’论是中国文化对人类的最大贡献。”当代人类所遭遇的生存危机,特别是生态环境的恶化,归根到底就是源自现代技术所固有的“天人相分”和“以人克天”的文化取向。恢复技术“天人合一”的原初本性,无疑是解决“全球性问题”的出路所在。现代人的自我迷失,也不能不追溯到人的定义上的偏颇。因为人的自我塑造取决于人的自我理解。人怎样定义自己,就怎样建构自己的文化及其传统。人若把自己定义为“理性的动物”,人的价值存在及其意义世界就有可能被遮蔽甚至解构。它亟待中国传统文化对德性的重视来加以弥补和矫正。中国文化对德性优先的肯认,对“以义制利”的道义原则和底线的恪守,同样为拯救世道人心,重建现代社会道德秩序,恢复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提供了启迪和睿智。中国传统文化所显示出来的这种正能量,无疑是我们获得文化自信的一个重要来源。

　　第三,东西方之间的深度交往,使我们有可能以平视的眼光看待西方人及其西方文化。在全球化的进程中,从“西学东渐”到“东学西渐”,人类的文化交往愈益走向均衡和对等。这一新的趋势和格局,越来越突破了以往那种由西向东的单向度、非对称、线性的交往模式,而逐步为双向互动的建设性对话关系所代替。对于西方文化,我们由仰视到平视的转变,同样促成了我们在文化上的自信态度的确立。改革开放之初,我们见到西方人,对于西方文化,往往是感到好奇、神秘、“摩登”,从而带有钦羡的眼光。但随着对外开放日益深化和拓展,我们同西方人打交道逐步频繁而深入之后,在与西方文化有了身临其境的经验之后,特别是对它的短处也有了相当的了解之后,我们就能够更加理性、更加客观地去看待西方人和他们的文化及其传统了。诚然,西方文化有许多值得我们认真借鉴和虚心学习之处,但也大可不必陷入膜拜和迷信之中难以自拔。其实,盲目地崇拜西方文化,同盲目地排外一样,都是无知和幼稚的表现。

　　第四,西方文化时代维度的转换,也为我们走向文化自信提供了外部契机。西方文化经历了由现代性到后现代性的过渡。在现代性语境中,中国传统文化被作为一个负面形象,被当作愚昧、落后、不开化的象征。但是,当现代性所固有的矛盾越来越显露出来之后,现代人的自负就失却了内在理由。后现代性的出现,宣告了现代性的合法性危机。在后现代维度上,中国传统文化就由现代化的桎梏变成了一种拯救的力量和未来的昭示,从而成为一个正面的积极形象。因为现代性所暴露出来的深刻悖论,在现代性的框架内是无法克服的,它只能诉诸一种釜底抽薪式的解构才有可能被消除。而正是在这个方面,中国传统文化显示出不可替代的启示价值。在新的时代维度上,中国文化的积极意义正在得到重新估价。

　　文化自信固然是对文化自卑的反拨,但也应避免走向另一个极端,即文化自大和文化自负

　　“民族”既不是人种学概念,也不是地域学概念,它首先是一个文化学概念。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意味着中华民族文化的复兴。“中国梦”的提出本身就意味着文化自信。如果说,文化自信的确立是“中国梦”赖以实现的主观条件;那么,“中国梦”的实现则构成文化自信的坚实历史基础。离开了文化自信,就难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文化自信也不可能获得可靠的基础。“复兴”一词,已经暗示了中华民族历史上曾经达到过巅峰和辉煌状态,只是后来游离了世界舞台的中心,被边缘化了。追寻“中国梦”,正是这种重返中心的文化渴望和情结的自觉表征。

　　孟子说:“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套用此话的道理,也可谓“人必自信,然后人尊之。”一个连自己都瞧不起的人,又何以让别人看得起自己呢?就此而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有赖于文化自信的确立。必须指出,物质繁荣仅仅是文化自信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必要条件。文化自信无疑需要经济发展作坚实基础,但若离开了必要的文化负荷和丰富的文化蕴涵,物质载体也只能沦为干瘪的躯壳,缺乏文化的高度和厚度,从而无法蠃得一个民族在文化上的尊严。因此,高度重视文化软实力的建设,无疑是确立文化自信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和步骤。

　　文化自信固然是对文化自卑的反拨,但也应避免走向另一个极端,即文化自大和文化自负。在文化问题上,持“非此即彼”式的知性思维是极其有害的。“全盘西化”的文化心理基础是文化自卑情结,东方文化主义的文化心理基础则是盲目自大。它们都是非常偏颇的,都不利于我们文化的健康发展。文化自负不仅虚妄,而且会导致文化自闭,对于“他者”文化往往具有强烈的排他性,从而缺乏了解、借鉴、学习外来文化的开放心态。在不同的文化之间达成互主体性的关系,乃是文化自信走向健全的条件。其实,无论是文化自卑还是文化自负,都是文化意识幼稚的状态。文化开放的态度和胸怀,正是文化自信的体现和表征。当我们缺乏文化自信时,往往在文化上采取封闭的姿态。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融汇、吸收、借鉴,乃是文化不断发展从而获得优化进而日益成熟的绝对前提。无论是文化自卑,还是文化自大,都是文化自主性缺失的表现。只有真正超越本土文化与“他者”文化之间的主奴关系模式,走向平等对话关系,才是文化的真正解放,也才是文化达成主体性从而实现自信的条件。

　　在21世纪,无论是文明的冲突还是文明的对话,文化自信都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战略意义。因为它直接关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文化安全和文化战略。在不同文明的博弈中,如何才能保证我们能够立于不败之地,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胜出,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化自信心的确立和坚守。这也正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历史使命的必然要求。

　　(作者系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研究”[2015YZD17]阶段性成果)